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徐留平说了什么？

前几天，马化腾上了央视财经频道的《对话》栏目，主持人问他是否感到焦虑，马化腾毫不掩饰自己在转型期间的思考和担忧：“我们这样的产业就是太跨界了，基本上互联网产业是最‘全’的，确实非常焦虑。”

可见，对于生来带有“连接”基因的互联网公司，最大的焦虑依然是“边界”问题。这是一个悖论，也是现实。

然而，对于中国一汽掌门人徐留平来说，打破行业与体制的边界，往往是定义未来和掌控未来的机会，也是上任以来的坚持。

（中国一汽董事长徐留平与各界菁英共同探讨汽车未来发展方向）

徐留平的融合发展观

今年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第五个年头，中国一汽红旗品牌自然地成为大会合作伙伴。说自然，是因为本月初，徐留平就与李彦宏双双站台，宣布联合推出中国首款具备L4级自动驾驶量产乘用车红旗“E·界”，计划将于2019年下线示范运行。

谈到自动驾驶，徐留平表示出激动：“这是汽车领域的重大合作之一，表明中国汽车产业正在步入跨界融合、合作共赢的新时代，能够为红旗消费者打造中国第一款具备量产能力的L4级别自动驾驶的乘用车，我们倍感荣幸和自豪。”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留平出席世界互联网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这意味着，一汽红旗正在从一个老牌的汽车制造商，成为以前沿科技引领行业转型的移动出行服务商。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赞助世界互联网大会”时，徐留平表示：“红旗品牌对未来前瞻技术的和商业模式均在进行布局，其中包括新四化领域的布局。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正是一次融合发展的机会。”

对于移动出行的理解，徐留平显然不止于此。在走马上任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一汽红旗品牌可谓成果累累：在全新品牌战略指导下，红旗品牌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加速市场化进程，在产品布局、品牌建设、渠道体系、消费者体验等各方面成效显著。同时，红旗加快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其自主研发的汽车互联系统涵盖了车辆远程控制、智能交通出行、智能互联等各种生活场景，涉及人车互联、车车互联、车与家庭互联等五个领域。

“中国一汽近年来一直积极拥抱互联网，与众多互联网巨头如腾讯、百度、华为等合作，为用户带来更好的汽车产品和服务。”徐留平表示。

徐留平的“融合发展观”也是对汽车产业当下困惑的解决之道。

（徐留平发表“中国汽车产业的4.0时代：谁主沉浮”主题演讲）

2018年，中国汽车产业进入新时代，虽然消费升级，但是当前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困难，或会带来短期汽车销量下降，汽车行业严冬或可能“真的来临”。

与此同时，传统汽车企业、新造车势力以及各路资本展开新一轮的混战，“互踩”和“焦虑”已成为汽车产业标配，已显现“低水平重复、产能过剩、过度进入”的乱象。

解决之道在哪里？

在徐留平看来，新时代中国汽车产业的生存发展之道是创新竞争、合作共赢。

“我认为，无论产业如何千变万化形态各异，但是，目前看来经济学中专业化分工理论仍然是主导产业长期持续发展第一性原则，各展所能、各用其长，跨界融合、合作共赢才是正道，在竞争合作中把握前进稳向节奏才是关键的根本。”

“新时代，汽车产业作为时尚业和紧密涉及人身安全的大制造业融合的产业基础没有变；新时代，根植于学习曲线的基本经济规律没有变、专业化分工的理论基础没有变。”

（徐留平认为“创新竞争、合作共赢”仍然是新时代中国汽车产业的生存发展之道）

红旗的“确定性”与“可能性”

红旗，中国一汽乃至中国汽车工业的一块“金字招牌”，承载了几代一汽人不懈追求，凝结着中华崛起的时代精神。对中国一汽而言，红旗品牌的象征意义更加明显。

（红旗E•境完美诠释“尚•致•意”造型设计理念）

对于备受关注的新红旗品牌战略，徐留平毫不犹豫地表示：“红旗是一汽自主品牌中的一颗明珠。做好红旗是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汽的责任和使命。同时，红旗既要为国家领导人服务，也要为中国和世界的人民群众服务。”

在红旗的振兴之路上，左手是“为国家领导人服务”的“确定性”，右手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可能性”。确定性是红旗稳固的象征地位，可能性是红旗索要面临的挑战。

“红旗品牌的理念是中国式新高尚精致主义，目标用户群是中国式新高尚情怀人士。到2025年，争取实现30万辆的年销量。红旗品牌的战略目标是打造成中国第一、世界著名的高尚品牌。”

徐留平的确有这样的底气。目前红旗品牌的1-10月的整体销量已经达到了23800多辆，近2个月销售均超过4000辆。

这是一场由确定性和可能性参加的无尽的舞蹈，徐留平已经给红旗带来了新气象。

徐留平的“改革边界意识”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一汽的战略转型之年。“深化改革”是徐留平上任以来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

当被记者问到“ 改革是否会持续下去”时，徐留平语气坚定：“中国一汽有很强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必须抓住当前汽车产业巨变过程中的机会，迎头赶上，不忘初心，不辱使命。”

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

徐留平很可能就是国企中最具有改革的“边界意识”的企业家。

“边界意识”，就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的区别在于存在结构和价值秩序，其关节点就是对“边界意识”的理论自觉。

如果说当下的中国一汽占了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天时”，占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地利”，那么，在徐留平领导下的中国一汽和红旗品牌的振兴，则占了“边界意识”的“人和”。

“一汽把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为“四能”改革的关键一招，推进形成定期培训培养、月度面谈、半年评价、全年考核的刚性机制。优秀的干部得到激励、表扬和奖赏，破格提拔，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徐留平如此表示。

2018年上半年，中国一汽在2017年优化调整企业组织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总部及各事业板块相关的业务职责、资产关系等，持续优化核心价值链的资源配置，做到了“机构能增能减”。

对此，徐留平举了个例子：“比如，强化研发体系‘一体化管理’体制，优化各研发院职责及组织机构设置，成立红旗小镇事业管理部、新技术新业务创新部和一汽出行公司、红旗智行科技等6家公司。截止6月份，集团公司累计压减17户，超额完成国资委下达的压减任务目标。”

但是，有一个敢于打破行业边界、体制边界的掌门人，中国一汽红旗品牌的春天还会远吗？

立冬刚过，寒风在吹。希望一汽红旗“小春此去无多日，得来梅花一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