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台桑塔纳和一台荣威MARVEL X模型摆在陆吉安面前，那一刻，上汽40年的巨变似乎就在眼前。
腾讯汽车 文 / 傲敦
“纺织界30年的老兵，汽车圈的新兵”这是陆吉安初到汽车圈时对自己的定位，他与汽车的结缘从我们熟悉的桑塔纳开始。
改革开放初期，1986年，陆吉安面临第二次转型。作为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陆吉安被调往上汽负责桑塔纳国产项目。
“我到汽车公司工作的时候已经53岁了，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个岗位了，所以我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做一个合格的企业家。”
如今，陆吉安已然是汽车界的老兵，他不仅仅是一位合格的企业家，更为中国汽车走向现代化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石。
一台桑塔纳和一台荣威MARVEL X模型摆在陆吉安面前，那一刻，上汽40年的巨变似乎就在眼前。
“烫手山芋”
“老陆，三年里如果国产化率达不到25%，你应该引咎辞职。” 1988年，朱镕基同志下了命令。
已生产3年的桑塔纳国产化项目国产化率只有2.7%，陆吉安身边很多人跟他说，桑塔纳是“烫手山芋”，“但对我来说，领导要求三年里国产化得达到25%。我觉得很高兴，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刚开始，这是对我很大的锻炼。”
本是“门外汉”，陆吉安初来汽车行业第一件事情是深度调研，足足半年时间都在上汽大众和各家零部件厂调研。
很快，陆吉安发现了“慢”的原因。
中国的汽车工艺和产业链不如欧洲发达是公开的秘密，针对欧洲严苛的每一项标准，桑塔纳的国产化首先从技术层面遇到了困难。但是，在陆吉安看来，“双方不了解，才导致了国产化的差异”。
“我们不了解每一个零件都是怎样的质量标准，中国人埋怨德国人，为了赚钱存心刁难我们，这是我们对他们的不了解；德国人认为，中国人水平低，搞轿车没基础，认为国产化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
问题怎么解决？陆吉安得到了朱镕基同志的帮助。
“他到上海调查了半年，批评了我们，但是也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大问题。”大众总部领导与中方谈话，明确和强调了双方目标，“再过三年，国产化率达不到25%，上海大众就关门。”
关门，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大众总部很快派人来上海，在董事会上宣布，上海大众今后的任务，第一点国产化localization，第二点localization，第三点还是localization。”提到这一段，陆吉安还是很激动兴奋，每一遍都表达得非常坚定。
他知道，一个重要信号确认发出，上海大众关键中的关键就是国产化，中德双方达成协议，局面正式打开。
重要矛盾得到解决后，一切都开始迎刃而解。大众德国总部派来退休领导帮助零部件工厂生产管理，还将旧设备翻新后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上汽大众。
在说服合作伙伴的同时，陆吉安意识到零部件供应链的打造对国产化和扩大产能起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德国的标准是难达到的，靠我们原有的设备做不到，所以我们的零部件厂找了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美国的合资企业，对这几家零部件厂的投资，比上海大众多两倍。”
零部件、生产设备和成本得到了解决，桑塔纳国产化加快了步伐，也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持的基础，而扩产能成为眼下最棘手的问题，陆吉安始终没有忘记3年25%的目标。
上汽大众已经不再是靠进口零部件组装来搞桑塔纳国产，但是，零部件的大规模国产势在必行。
面对市场旺盛的需求，陆吉安进行了破天荒的改革，他决定将上海汽车冲压线和上汽大众冲压线合并。“上海汽车厂的人全部到上海大众去，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对上海大众扩大生产能力大有好处，促进了桑塔纳2000的生产。”
改革后，反而带动了原来不想搞国产化的零部件厂。“他们之前觉得搞国产化风险太大、压力太大，之后变成大家抢着搞国产化，不仅仅是中国的企业，美国、日本、韩国企业纷纷在上海开厂，都要抢国产化任务，这个时候我们国产化就主动了。”
这正是陆吉安当时提倡的“0×n”，说桑塔纳国产化是第一任务，桑塔纳 为0的话，其他项目再好，结果都为0。
在陆吉安的一系列策略下，上汽大众大概通过5年半的时间，国产化从2.7%就提高到85%，达成了主要的国产化任务。至此，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汽车市场的未来，更是看到了勤奋、坚韧的中国汽车人。
“搞合资是对的”
“全世界都关注你们的合资企业能不能成功，为什么关注？因为当时谈判的时候，日本、美国都不同意我们搞合资企业，他们认为你们轿车没有进家庭，所以没有必要搞整车，宁可整车进口。”
不知当时谈判桌上的陆吉安是如何的愤怒与严肃，如今，讲到这里他显然是骄傲的。
“德国人眼光比较远，他知道中国今后要快速发展，所以他们第一个进来了，上海大众能不能搞好，对世界的影响很大。”
回想桑塔纳的国产化，他深知，整个中国汽车圈都明白，桑塔纳项目改变了中国汽车，实践证明，通过合资经营来技术引进是可以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举措为中国汽车产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上汽大众国产化达成目标后，陆吉安动了“二心”。他意识到，技术研发能力才是汽车公司的命脉，大众总部不可能把所有新产品放在上汽大众，合资合同没有产品开发的相关机构和义务，于是，上汽第二家合资公司有了苗头。
韩国、日本、美国走了一圈，上汽决定跟通用合资，核心因素是通用同意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条件，也就是今天的泛亚技术中心。
“美国我就找通用、福特两家谈判，当时通用答应我们这个新的合资企业有开发中心，帮助中国人开发轿车，我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你们满足了这个条件，我下一步再跟你谈，你们不满足这个条件，我就不跟你们谈。”
实际上这个问题陆吉安只用了三个月就解决了，但是，回到中国他又遇到了麻烦。
上面的领导问，上汽为什么要搞第二个合资公司？陆吉安解释也解释不通。
后来，经过讨论，上汽将新的合资企业放在浦东支持浦东的开发，合资企业不要中央支持，全部投资由上海承担，“第二个合资企业的成功，创造了中国汽车行业一个地方有两个合资企业，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
陆吉安坚定的认为，合资企业提升了中国汽车产品的质量，提高了产量，但是更重要的是人才都培养出来了，“上海大众、上海通用出来的干部，他们对公司的理念，公司的管理知识都是从合资企业学习的。”
在上汽年青一代人眼里，陆吉安是有名的“严师”，学习是上汽人生产汽车以外最重要的任务。
“我当时做个决定，我们休息两天是国家规定的，但是我们上汽任务重要学的东西多，所以星期六上午我们都是学习，包括我在内也要学习，我虽然到外国跟外国人接触，但是我的英文水平还是糟糕，真正的谈判还不行。所以我专门学英文，我学了三年英文，你缺什么学什么，所以这样一来大家积极性也很高。”
陆吉安始终在强调，上汽大众国产中，大众教会了中国汽车人很多，而中国人也要不断去自主学习和技术钻研。
他说，“中国人很聪明，德国人跟我们说拼焊的时候四门两盖是最难的，因为一辆汽车要看缝隙，他们教我们怎么来焊接，两个月就学会了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也是靠德国人的帮助。”
谈到9年工作，陆吉安总结出三个点，一要解决主要矛盾；二用人要不拘一格，要人尽其才；三、要居安思危。
毫无疑问，桑塔纳的国产化是中国汽车走向现代化的第一块奠基石，而陆吉安总正是奠基者，更为今天的上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要继续努力”
陆吉安面前的桑塔纳，承载了他全部的汽车故事；而旁边的荣威MARVEL X，正是他看到的上汽的今天。
左手边的荣威MARVEL X，是上汽集团“新四化”高端智能示范车型，被称为“全球第一款量产智能汽车”。
“新四化”是即电动化、智能网联化、共享化、国际化，上汽集团面对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明确了“为消费者提供出行服务和产品的综合供应商”的转型方向，在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过程中，全力抢占有利地位，加快推动业务转型升级。
显而易见，随着用户定义汽车时代的到来，如今的上汽已经不仅仅是一家汽车公司，更像是一家科技公司，或者说出行公司。
上汽推进“新四化”的具体步骤非常明确。十三五期间，新能源研发总投入200亿，2020年自主和合资新能源车年销量超过60万辆。
作为国内唯一全面实施“纯电、插电、燃料电池”三条技术路线的企业，上汽集团自主掌控“电池、电驱、电控”等核心技术，已先后推出20余款新能源产品。
智能网联化方面，上汽与阿里的合作模式在不断探索升级的同时已然成为业界典范。自2016年7月首款产品上市以来，销量超过70万辆，互联网汽车服务生态圈逐步成型。目前，上汽集团已完成两代智能驾驶整车平台开发，无人驾驶汽车封闭测试里程已超过7.8万公里；
此外，共享化方面，上汽集团正在全面布局移动出行服务，推出移动出行战略品牌“享道出行”，进军网约车，并着手整合分时租赁、汽车租赁等业务，启动智慧出行平台建设。今年，上汽还成立了汽车行业首个人工智能实验室，为包括智慧出行服务在内的创新业务构建“上汽大脑”。
国际化方面，上汽在泰国、印尼、印度设立了3个海外整车制造基地，在欧洲、北美、南美、非洲、中东、澳新等地设立了11个区域营销服务中心，建成近500个海外营销服务网点。为加快国内技术创新向海外的溢出，上汽在泰国推出首款海外互联网车型MG ZS。
2018年被誉为车市最冷的冬天，汽车科技却被誉为是汽车产业一抹暖阳。
荣威 MARVEL X既是荣威实践“新四化”的又一次突破，也是荣威品牌升级向上的里程碑。它的面世标志着荣威的智能网联化战略进入“3.0高阶”。
谈到MARVEL X，陆吉安说还没有试乘过，评价到今天的上汽，他微微笑言，“按照现在的发展，上汽前途无量，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还要继续努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随着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我们还有很多挑战，日本已经搞氢电池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加油。上汽有前瞻事业部，我们上汽的任务也是相当重的，这方面上汽领导都非常关心，花了好多的精力和资金，引进了技术，也开发了新产品，所以我还是觉得有信心的。”
陆吉安还是那位严苛的老领导，批评指点之余始终对上汽满怀信心。
陆吉安简历：
1933年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为中国纺织大学）。
1955~1982年在上海纺织行业工作。
1983~1987年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
1987~1995年任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总裁，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董事长，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办公室主任。
1995~1999年任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总裁代表。
1999年10月退休。
